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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

作者:admin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9-10-20

  量刑建议是《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的内容,其设置目的是为了借助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规范法官量刑裁量权,促进量刑公正。量刑建议制度试行以来,在规范法官量刑裁判方面成效显著,但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缺乏经验基础,量刑思维、步骤不清晰,因此检察机关通过强化诉讼改造、启动量刑庭审程序等方法完善量刑建议,可以强化量刑程序的对抗性、促进量刑公正。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是指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就被告人应该适用何种刑罚,具体包括刑种、刑期以及执行方式等向法院提出的具体建议。在法庭审理当中,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具有启动法庭调查和辩论阶段关于被告人量刑程序的作用,使得控辩双方充分参与到量刑活动中来,为法官提供更为翔实的量刑信息,增强量刑的透明度,防止法官的“暗箱操作”。为此,笔者通过调查A区故意伤害这一常见多发罪的量刑建议情况,以求一叶知秋,窥得量刑建议这一改革措施在基层检察院的实践效果。

  A区约50万人口,2011至2012年度,该区侦查部门以故意伤害罪移送审查起诉的有92件110人,经过A区检察院审查,商请侦查机关撤诉的有3件6人,微罪不诉的有16件17人。该区检察院一共起诉故意伤害案65件77人(不包含致人死亡的,致人死亡的移送至市院),其中致人轻伤的60件,致人重伤的5件。这65件中,有60件提出了量刑建议(有5件因为案情复杂没有提出),后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的为47件,准确率为78.3%;未被采纳的有13件,约占已判决案件的21.7%;判决刑期为建议幅度最高刑期的有4件,约占被采纳案件的8.5%;判决刑期为建议幅度最低刑期的有5件,约占被采纳案件的10%;判决刑期在建议最低刑期以下的有9件,占未被采纳案件的69.2%;在60件案子中,每份量刑建议书都是以相对不确定刑提起的,其中只有9件案子建议适用缓刑,占提出量刑建议的15%。经笔者统计,在起诉的这65件中,全部都被判有罪,其中被免除刑罚的有6件7人(约占被判决案件数的9.2%),判处拘役的有8件7人(约占被判决案件数的12.3%),被判处有期徒刑的为51件63人(占被判决案件数的88.5%),其中每人平均被判期限约为8个月,全部被判案件中执行缓刑的有35件40人(约占全部被判有罪人数的52%)。通过调查,A区对故意伤害罪的量刑建议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量刑建议提出的方式上。A区检察院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都是以量刑建议书的方式与起诉书一并移送至法院,对于以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有的是以量刑建议书的方式移送至法院,有的是直接在法庭辩论阶段发表量刑意见;

  2、在量刑建议书具体格式上,一般先指出定罪条款,然后指出个案法定和酌定情节,最后再提出具体建议刑罚的种类、刑期幅度和执行方式;

  3、在具体内容上,检察院每份量刑建议书都是以相对不确定刑提起的,在量刑建议探索初期,检察院为了保守起见,都提出幅度刑,以保证量刑建议的准确率;

  4、“估堆式”提出量刑建议。有些公诉人在提出量刑建议时没有按照相应的量刑规范化表具体操作,只是“估堆式”算了一下。比如故意伤害案中,有些承办人根据具体伤情和伤害人数大概估算一下基准刑,然后罗列出个案的量刑情节,接着参考以往法院的判决,根据经验估算应该在怎样的幅度内提出量刑建议。“估堆”是避免不了的,但应该在合理、均衡原则下进行评判。

  5、金光佛论坛法庭审理中,在法庭调查阶段,没有具体的量刑调查环节,公诉人出示所有关于定罪和量刑的证据,被告方亦如此,在质证环节,法官也是将定罪和量刑证据一起质证。只有在辩论阶段,法官才提示公诉人在发表有关定罪的公诉意见后发表相应的量刑意见,此时,辩护方就可以针对公诉人的定罪和量刑意见,发表对应的定罪或者量刑辩护意见。

  A区基本上所有案件量刑建议书的模式包含了:定罪的法律条款;法定从重处罚的依据;法定从轻、减轻的依据;酌定从重处罚的依据;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依据;裁量刑罚的建议。该模式只是简单罗列量刑情节后得出一个没有经过论证的结论,而没有就认定的量刑事实和量刑证据进行分析。[1]量刑建议是为了规范法官量刑而设定的,在刑事案件中,检察官一般会客观收集所有跟被告人量刑情节有关的证据,法官也会提取所有的量刑情节,如果量刑建议中只是罗列所有的情节,那么对于规范量刑基本上不起作用。法权的实现除了司法部门的司法行为之外,语言是最终的归结点。司法活动最终要通过语言来实现。[2]如果要想真正规范量刑,实现量刑公正,防止法官“暗箱操作”,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中应就具体量刑情节以及个案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进行说理,并由检察官量刑建议说理推动法官量刑裁判说理。

  量刑建议权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一方面又是为法官公正、合理量刑提供充足的信息来源。但是从调查的情况来看,首先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主要是“办公室作业”,即基于侦查人员所移送的案卷材料提出量刑建议,很少有自行调查的;其次公诉人在审查起诉阶段讯问被告人、询问被害人以及与律师沟通时,还是着重了解有关定罪方面的事实,很少关注被告方的量刑证据和被害方的量刑诉求,这就导致公诉人形成量刑建议的信息来源缺失,有可能使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与法庭审理后的量刑事实相比出现很大偏差。[3]A区检察院在实践中就遇到一个案件,该案仅因侦查机关没有及时收集犯罪嫌疑人自首的证据,检察机关又没有及时与被告方沟通,而未能及时掌握被告人“自首”这一量刑情节,导致该案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既严重影响了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又影响了办案效率,还有损检察机关的公信力。

  多数公诉人以前只重视定罪,对量刑基本不关心,认为那是法院的事情,所以量刑建议试行初期,很多公诉人都感觉到提出量刑建议经验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许多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时量刑思维不清晰,对量刑步骤把握不准,不清楚先用哪些量刑情节,后用哪些量刑情节,哪些量刑情节应当从轻处罚,哪些量刑情节应当减轻处罚,从重或从轻、减轻处罚的力度应该怎么把握。另一方面,公诉人在如何灵活运用量刑程序上缺乏经验。比如在量刑辩论阶段,公诉人怎样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量刑意见,怎样就个案量刑情节分析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怎样回应辩护律师的量刑辩护意见。又比如,如果在庭审中案件事实发生变化,相应的量刑情节改变,以前的量刑建议不符合查清的事实时,公诉人应该怎样修改量刑建议才能做到既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又不损害检察机关的公信力。综上,不管是在量刑思维、步骤上,还是在量刑程序上,公诉人对量刑都还处于摸索阶段,缺乏实践经验。但无论如何,正是为了规范量刑才提出了量刑建议这一程序,以期规范刑罚裁量权,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作为以打击犯罪和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为己任的广大公诉人,在量刑建议推行前期虽然困难重重,但困难也同样是挑战,公诉人应该不断总结量刑经验,完善量刑庭审技巧,推动量刑建议这一制度不断向前发展。

  量刑建议作为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程序性规定,具有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作用,但同时量刑建议制度的有效推行也需要量刑程序其他配套规定的协作。

  刑事诉讼活动是对犯罪的认定和犯罪人刑罚确定的过程,也是控诉和辩护相互博弈,最终影响裁判结果的过程。检察官在提出量刑建议时虽然会秉持客观公正的理念,尽量遵循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但有时难免也会有疏忽遗漏的地方,这时就需要加强律师辩护,发挥控辩双方常规的职能作用,达到抗辩平衡。特别是在基层,许多被告人是法盲甚至文盲半文盲,如果他们不能得到律师的帮助,提不出有力的辩护意见,提不出有力的量刑异议,那么量刑失衡就在所难免,量刑公正也就难以保证。[4]就故意伤害罪来说,律师不仅可以进行量刑调查,收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提出异议,还可以为被告人创造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比如积极促成与被害方的和解[5],得到被害方的谅解,从而使被告人得到从宽处理。

  司法具有被动和中立的特点。量刑权作为法官审判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不能由法官自行启动,而是要通过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以诉权启动裁判权的模式回归到司法权运行的常态。[6]正如没有起诉书就没有审判一样,没有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法官就不会引导控辩双方针对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进行辩论。换句话说,量刑建议就相当于一份“求刑建议书”[7],这份建议书是量刑庭审的钥匙,可以启动法庭对量刑问题的调查和辩论。量刑调查环节,代表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公诉人就被告人的各种量刑事实进行举证、质证,被告人以及代表被告人利益的律师对各种从轻、减轻情节进行举证、质证;量刑辩论环节,公诉人就各种量刑情节所体现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发表量刑意见,被告人及律师进行相应的量刑答辩。通过量刑庭审可以使法官“兼听则明”,更好的把握案件的量刑事实,丰富量刑判决的信息来源,尽可能减少量刑的随意性,确保判决的公正性。“程序使量刑的决定过程中,利益相关者都有平等的表达和对抗不利决定的机会,同时也使法官的决定受到规则机制的制约。”[8]由此可见,量刑建议可以为被告方提供辩论的“标靶”,为法院进行审理和判决提供依据,能够让其他诉讼参与人更加明了和信服法官的量刑结果,彰显量刑结果的正当性。[9]

  量刑建议毕竟是检察院的“一家之言”,通过法庭审理,案件事实、量刑情节等有可能会发生变化,致使原量刑建议不当的,应该赋予公诉人根据情况变更原量刑建议的权力。比如A区检察院受理的被告人李某故意伤害一案,李某因小孩玩具枪问题与邻居王某发生口角纠纷,后李某返回家中取砍柴刀将王某腹部砍伤,经鉴定,王某损伤程度为重伤。李某到案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是因为一时没有筹措到赔偿款,所以未取得王某的谅解,检察机关将李某起诉至法院,一并移送了量刑建议,建议对李某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之间量刑。法院审理期间,李某在亲戚的支持下,与王某达成和解,一次性赔偿王某8万元。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根据李某已经赔偿被害方损失、得到被害方谅解以及认罪态度好,社会危害性不大这些因素,及时调整量刑建议,建议A区法院对被告人李某可适用缓刑。庭后,公诉人又以公函形式对量刑建议进行修改。最终,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修正后的量刑建议,对李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法官的量刑说理可以增强量刑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减少当事人和公众对司法公信力的质疑,在这当中,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可以促成法官说理。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以正式的法律程序和形式向审判机关提出的一种求刑建议,并纳入了法庭审理程序当中,经过了法官和被告方的质证。法院应当认真听取和充分考虑检察机关的意见,否则应向检察机关说明不采纳的理由。[10]法官在判决书中应当列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刑种、刑期和理由,并充分考虑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和被告人、辩护人有关量刑的意见,法官在作出量刑裁断时,应当说明对量刑建议的采纳情况,在判决与量刑建议明显不一致的情况下,法官应当载明不采纳量刑建议的原因,并且法官在说理时还应对量刑建议逐一评判,不得“一把抓”,不得千篇一律,敷衍了事,否则检察机关可以行使相应的法律监督权。

  [1]门美子、张帆:“规范化量刑程序中的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卞建林、侯建军主编:《深化刑事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6页。

  [2]杨海明:“两岸三地刑事判决书语言情感度比较”,载《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15页。

  [3]于天敏:“量刑建议:实践、问题和对策”,《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86页。

  [4]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检察院、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市人民检察院2009年度重点研究课题—论量刑建议具体运作机制的构建”,2009年3月31日,第52页。

  19虽然检察官也会做相应的调节工作,但是有些嫌疑人会更愿意相信代表自己利益的律师。

  [6]汪建成:“量刑程序改革中需要转变的几个观念”,卞建林、侯建军主编:《深化刑事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9页。

  [8]仇晓敏:“量刑程序公正之路”,《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6期。

  [9]陈捷:“量刑规范化问题研究—以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为例”,《西南政法大学学报》,第2011年第6期,第96页。

  [10]于天敏:“量刑建议:实践、问题和对策”,《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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